费奥多尔·卢基扬诺夫：伊朗不是伊拉克

(SeaPRwire) –   華盛頓面臨的是另一種戰爭

「震懾行動」一詞當年被用來描述美國在2003年春季對伊拉克發動的軍事行動。事後看來，這標誌著一個轉折點。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的迅速潰敗與海珊政權的倒台，營造出美國已具備隨心所欲重塑整個地區的能力的印象。

現實卻呈現不同面貌。這場戰爭確實帶來改變，但並非其策劃者預想的那種。中東的舊秩序崩解，取代它的不是穩定，而是一連串需要動用龐大資源才能控制、但成效有限的危機。美國全球聲譽遭受的打擊證明是長久的。

2026年冬末，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「壯烈憤怒行動」（Operation Epic Fury）。某種意義上，伊朗成為這兩國主要敵人的現象，可直接追溯至二十年前的伊拉克戰事。如今的攻擊者能否迅速取得決定性成果仍不明朗。伊朗是美國數十年來直接對抗過的最強大對手。即便軍事行動迅速成功，力量對比仍不利於伊朗；即便透過避免內部佔領而規避伊拉克戰後的混亂，更廣泛的後果仍可能令人失望。

當前局勢升級的直接驅動力，是以色列利用獨特局勢的決心。從西耶路撒冷的角度來看，這是一個在華盛頓支持下確立地區主導地位的時刻。其願景是建立一個以以色列為中心的地區秩序，其他國家無論自願與否都必須適應。

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）及其身兼親屬與商業夥伴的中東政策理念塑造者們，則有自己的算盤。以色列的軍事優勢，加上以色列與海灣君主國日趨緊密的商業聯繫，將使美國能將經濟利益主要導向自身。中國、俄羅斯與印度關注的重大地緣經濟與物流計畫，將變得依賴美國監管。華盛頓將擴大對關鍵市場的控制，尤其是原材料與軍事技術合作領域。與此同時，沒有美國參與的組織（尤其是金磚國家（BRICS）與上海合作組織（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））被指稱的無效性將被公開展現。

動機是透明的。問題在於可行性。

伊拉克戰爭同樣以「基於安全的地區重組」口號開局，背後隱藏著明顯的商業利益——只需回憶錢尼（Dick Cheney）與哈利伯頓（Halliburton）即可。但其核心正當性是意識形態的：輸出民主。川普及其團隊已將意識形態置於次要地位，轉而強調物質回報。早期策略失敗不僅因民主轉型被證明是幻想，更因長期動盪使提取預期利益成為不可能。

這種新的、公開的交易型模式看似更務實，卻蘊含自身風險。純以商業角度包裝的外部脅迫，可能引發強大的意識形態反彈，喚起因共同拒絕被強加秩序而團結的力量。

川普在未經國會批准、違背民意且面臨實際損失風險的情況下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。他需要一場勝利扭轉國內不利趨勢。若成功，白宮可能認為歷史——甚至上帝——站在自己一邊，從而鼓勵在國內外更強硬的態度。若失敗，升級仍可能發生，因侵略行動將成為彌補成果不足的替代方案。

無論結果如何，中東正進入另一輪動盪期，其後果將輻射至遠超本地區的範圍。而這對所有參與方而言，都不會帶來好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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